摘要：《离婚》通过知识分子老李在小市民生活中人生理想的逐渐破灭，展现小市民生活对人灵魂的侵蚀。作品中展示的悲哀，是庸俗社会学胜利的悲哀；而在老李身上所体现出的矛盾，正是老舍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矛盾。

关键词：《离婚》；知识分子；理想主义者；小市民；认同；庸俗社会学

提到老舍在建国前的创作，许多人便将《骆驼祥子》、《月牙儿》或《四世同堂》作为代表，甚至是创作高峰，然而今天读来，我却颇有些不同意见。通观老舍的小说创作，早期的几部长篇尚属幼稚，不提也罢。但说到艺术上的成绩，我以为《离婚》似乎是全部中的上品，唯因其涉及时政者少，难作政治号角与武器，才显得默默无闻。而时至今日，政通人和，光景一片大好，老舍笔下小市民的烦恼，便渐渐显出其可观之处。

《离婚》是一部关于小市民的故事，它的主人翁，是一群国民政府中的科员，而这些小人物的烦恼，也无非是老婆、孩子、办公、升官、外遇……如此等等。“烦恼”不如“痛苦”浪漫――不至于死人；然而“烦恼”却如影随形，挥之不去，比之“痛苦”，更加难以摆脱，它不会轰然摧毁人的肉体，但却会一点点侵蚀人的灵魂。

这种关于小市民烦恼的记录，今日读来也并不陌生，八十年代中期，池莉、方方、刘震云等年青小说家的“新写实”便是以之为主题。不过老舍毕竟是前代的作家，《离婚》的创作与“新写实小说”已经相隔五十余年历史。时代的分割使《离婚》明显不同于今日的新写实小说，最显著的，是作品主人公老李贯穿全文的知识分子式人生思索，这种思索展示了老李从理想主义者向小市民蜕变的心理历程，同时也不乏作家主体的批判意味，这便与新写实小说家刻意追求的纯客观叙事手法大相径庭。然而两个时代的作家却同样表述了庸常人生的中琐碎烦恼，这种的历史循环于是上升为某种象征，某种永恒的概括。在老舍众多的作品中，《离婚》中的内容是最为平淡的，但这平淡今天读来却更加沉重――“月牙儿”的命运也许在一个新制度到来后就会发生变化，然而尘世中庸庸碌碌的小人物的命运则似乎永远也难以改变。

小说开头出场的人物是张大哥：

“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。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：他的‘大哥’味儿就这么足。”

这个开门见山的的句子带有强烈的渲染色彩，似乎可以统领全篇，以至于一些文学史上将之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来进行分析。事实上张大哥只是老李人生蜕变过程中的一个参照，后者才是小说中的灵魂人物。

在小说中，开篇就对张大哥的社会特征作出近乎概括性的阐述：

“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：作媒和反对离婚。”他为人作嫁衣，因为“假如人人有个满意的妻子，世界上决不会闹‘共产’。张大哥深信此理。革命青年一结婚，便会老实起来，是个事实，张大哥与此点颇有证据。”他不遗余力，发明了“内放小轿的彩汽车”，且夏日常配两具电扇，以使“结婚”尽善尽美；他在衙门里长袖善舞、八面玲珑，帮助所有人解决疑难杂症，都是要努力维持这个半新半旧“世界”的平和――在他看来，“世界的中心是北平”，而北平的生活，不论是好的、坏的，都是世界上最标准，最得体的，只有在这样的一个中庸浑沌的社会中，他才能游刃有余地生活。

老舍用了少量的篇幅，划出张大哥的漫画像，介绍他的生存之道。在老舍的笔下，张大哥是北平人的生存典范，于是张大哥在作品中便成为一个时代社会背景的象征――“张大哥”是老李这个与社会似乎格格不入的人周围弥漫的“空气”：这空气并不是要毁灭老李，而是要同化他；老李在这空气中觉得窒息，但却终于没有窒息，甚至渐渐觉得这空气自有它的馥郁芬芳――这正是小说所要表述的至大悲哀。而老李为北平社会所同化的过程，便成为了小说的中心主线。

小说第二部分张请李到家中吃饭时的一段关于婚姻的对话，鲜明地显示出两种人生观念的对抗。老李在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，张大哥则一心想劝老李不要离婚――这段对话驴唇不对马嘴，极富喜剧性：

老李说自己苦闷，他说“苦闷并不是由婚姻不得意而来，而是这个婚姻制度根本要不得！”并说自己要追求的是“诗意”――“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，情热像一首诗，愉快像一些乐音，贞纯像个天使。”

张大哥说：“诗，我懂一些，……可是诗没叫谁发过财，也没叫我聪明到哪儿去。我倒以为写笔顺顺溜溜的小文章更有用处……据我看诗意也是妇女，妇女就是妇女；你还不能用八人大轿到女家去娶诗意。”他指出“半夜三更闹诗意玩”是危险的，应当“壮起气来，解决问题，事实顺了心，管保不再闹玄虚，而是追求-----用您个新字眼-----涮羊肉了。”

这是一番“形而上”与“形而下”的对话，然而理想没能战胜现实，“诗意”抵挡不了“涮羊肉”的热力，于是在张大哥满怀热心、自说自话的情形下，老李半推半就地由着张大哥将自己乡下的家眷接到了身边，从此真正陷入了世俗化的小人物生活之中。

在小说情节的进展中，老李不断与世俗化进行着斗争，然而似乎又屡战屡败：他首先为张大哥的涮羊肉所征服，接来了乡下的那个不够体面的妻；然后在儿女的绕膝之乐中感受到“张大哥的快活”，在邻居老太太的关照中，“觉得生活美满多了”[1]；他觉得“自己担当养活一家大小，和教育那两个孩子，这至少是一种重要的，假如不是十分伟大的，工作”，为了可爱的家庭而将自己“卖给魔鬼”、“忍受着那个怪物的毒气”，“因儿女而牺牲一切生命的高大理想与自由”，这都是值得的。“把自己的平衡暂时的苟且的保持住”，虽然是难堪的不是味的，可是，“没办法。还是忘了自己吧。”

在这些内心的冲突中，第三部分关于清晨西四牌楼之行的记述，是很有典型意义同时也是极为精彩的一段。限于篇幅，这里就不多加分析。

老李不断批判着面前污浊的社会，然而在世俗的物化生活中他又不断向“张大哥”式的生活认同，这种矛盾的心态，可以说是当时众多知识分子的代表――世上不是没有脱离凡俗追逐理想的精英，但却是芨芨可数，众多的“老李”并不在其中。小说最后安排老李“弃官归隐”，当然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发生，然而如此的结局，却脱离了整篇作品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线索，损害了对人物命运悲剧性历史深度的挖掘，是作者“与社会对抗”理想的浪漫主义发挥。幸好老舍并未言尽于此。

老李回乡下做什么呢？教书吗？种田吗？读到这里，受众便觉出小说最后一句话的深意了――“老李不久就得跑回来，你们看着吧！他还能忘了北平跟衙门？”这是张大哥断言，是一句近乎宿命的预言。从全篇老李心理的发展轨迹来看，他的回乡，不过是又一次浪漫主义的碰壁罢了，永远正确的张大哥，还是会永远地正确下去。

老舍在《离婚》中展示的悲哀，便是庸俗社会学胜利的悲哀；而在老李身上所体现出的矛盾，正是老舍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矛盾。小说中并未如当时的革命文学那样开出一副药方，因为人生中最平常的无奈反而是无药可医的，它沉淀在民族文化甚至是人类文化的最底层，难以根除。然而将这无奈展示在人们面前，使其中的一部分人暂时得以清醒，也许对他们反省自我也不无补益。